馬可波羅（Marco
Polo）是否到過中國曾經是學界爭執的焦點問題之一。這個問題在過去由G. Baldelli-Boni與Sir
William Marsden等早期編譯《馬可波羅遊記》的學者們於19世紀初期提出。他們主張馬可波羅未曾到過中國，因為在其遊記中並未述及長城、茶葉與纏足等中國事物。而德國中古史家Karl
Dietrich Üllmann在1829年更主張馬可波羅未曾越過今日俄國喀山（Kazan）以南的地區。這些質疑都為Sir
Henry Yule於1860年所重提（de Rachewiltz 1997, 37）。而Frances
Wood（1996）的《馬可波羅曾經去過中國嗎？》一書，則是這些質疑的現代版化身。
Wood的書一出版，很快就引起了歐洲中古史家與蒙古學家的批評。前者以Peter
Jackson（1998）在《倫敦亞非學院學報》刊登的〈馬可波羅及其「遊記」〉為代表，後者以Igor
de Rachewiltz（1997）在《中亞研究》的長篇書評〈馬可波羅去過中國〉為代表。
Jackson（1998,
82-83）將Wood反對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的理由歸納為三點：1) 馬可波羅在其遊記並未交代纏足、飲茶與長城等任何外國人遊歷中國時會感到印象深刻的事物；2)
馬可波羅的名字從未在任何中文文獻中被提起；3)
馬可波羅自言曾參加過圍攻襄陽之役，而這明顯是他個人的自吹自擂。為了反駁Wood的說法，Jackson認為我們必須要先對《馬可波羅遊記》有正確的認識才能做比較公允的評價。因此他的文章主要處理以下幾點問題：1)
《馬可波羅遊記》是什麼？2)
其撰寫目的為何？3)
書中究竟說了什麼？4)
該書在何種程度上反映了馬可波羅的個人經歷？
首先，Jackson（1998,
84-85）分析了《馬可波羅遊記》的作者與傳抄者，比較了巴黎版（F）、托斯卡納版（T）、多明我會的托缽修士Francesco
Pipino of Bologna的拉丁語譯本（P）、另一個不同於前者的拉丁語譯本（Z），以及Ramusio於16世紀使用的版本（R）等五種版本，說明《馬可波羅遊記》並非出自於馬可波羅本人之手，而是透過其牢友Rusticello的記載而反映出來的馬可波羅遊歷。因此我們不能對其敘述多加著墨。而馬可波羅書中未提及的事物，也不無可能存在於其他已失傳的版本中。
另外根據其他的歷史文獻記載，Jacopo
d’Acqui曾述及馬可波羅於1296年與熱那亞人的海戰中被俘，而在病中的他也曾表示他所說的尚不及他所見的一半。而醫生與哲學家Pietro
di Abano（1316年過世）也說自己曾見過馬可波羅。最後有關馬可波羅家族的文獻也保存了下來。這些都是馬可波羅真有其人的證據（Jackson
1998, 85-86）。
有關《馬可波羅遊記》的撰寫目的，Jackson認為《馬可波羅遊記》是由一個職業傳奇冒險故事作家所作（Jackson
1998, 86）。但是在後世傳抄與流通的過程中，對該書賦予了不同的意義。該書事實上是一個世界各地的百科全書式研究，但並不是嚴格按照時間先後順序而組織的（Jackson
1998, 89）。
關於《馬可波羅遊記》為個人觀察還是道聽塗說的問題，Jackson認為即便如John
Plano of Carpini等人曾經親歷蒙古汗廷，但其書中亦不乏如犬首人身國人等道聽塗說之詞。馬可波羅遊記也不例外，但作者確實試著把個人經驗與道聽塗說進行區分（1998,
90）。
至於馬可波羅究竟去過哪些地方，Jackson（1998,
91-92）認為他除了去過雲南、汗八里等地外、也確實去過印度。Jackson特地強調了印度行紀的重要性，因為正是在1290年左右，馬可波羅結束了印度之旅回到汗八里後，由於陸路不安全，才決定改由海路護送闊闊真（Cocacin，即Kökechin）公主前往伊利汗國。
至於歐洲人在元朝的情況，Jackson（1998,
93）在馬可波羅之前，1261年已經有富浪國（即法蘭克人）訪問忽必烈汗的紀錄。但是馬可波羅卻是第一個訪問遠東的義大利人。而在他之後，才有方濟會士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於1307年抵達汗八里，並且成為汗八里的第一任大主教。而在他與威尼斯商人Pietro
da Lucalongo的通訊中，也曾經透露後者為其在中國買地建立教堂一事。因此馬可波羅的中國之旅是早於前述兩位歷史文獻所記載的義大利人。
針對馬可波羅未能提供許多中國生活細節這一點，Jackson（1998,
94-95）認為首先馬可波羅很可能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為忽必烈汗效勞，例如出使印度等，因此不一定長期待在中國一處。此外，他身為色目人的身分也可能使他減少了與漢人有更多接觸的機會。此外馬可波羅聲稱自己通四種語言，但從他將伯顏丞相的名字誤釋為百眼可知，這其中可能不包括漢語。但他很可能通波斯語和突厥語，前者為當時歐亞大陸所通行的語言。在這點上de
Rachewiltz（1997, 55）也持相同看法。這點也反映在他對地名與人名的轉寫都以波斯或是突厥語的形態出現上。
馬可波羅護送闊闊真前往伊利汗國一事一直被視為是證實《馬可波羅遊記》真實性的有力證據之一。闊闊真一事見於波斯文與中文史料，前者為拉施特（Rashid
al-Din）的《史集》（Jami’ al-Tawarikh），後者則為《永樂大典》（最早由楊志玖所發現）。然而馬可波羅的名字不見於波斯文與中文史料中這點。構成了Wood（1996,
137-139）不承認此一證據的主因之一。然而de Rachewiltz（1997,
47-53）認為其精確記載了三個使臣的名字以及其中兩人死於途中一事。這點已經足以證明其敘述的真實性。Jackson也同樣將此事視為馬可波羅曾經到過中國的證據之一。至於馬可波羅之名未被記載之因，de
Rachewiltz認為這只是說明馬可波羅並不像他聲稱的一般在使節團中有重要地位罷了。而Jackson（1998,
99）則認為這與中國將外國商人視為貢使的傳統相關，但事實上商人在使節團中只是作為蒙古大汗之商業利益的官方代表，並不真正具有重要性。自然也就不會被記載入史冊當中。
de Rachewiltz（1997,
70-73）認為馬可波羅獲得蒙古大汗的牌子，也是曾經來過中國的重要的證明之一。牌子，簡單來說就是聖旨，有了它，使者可以任意徵用他所需要的資源，各驛站也有義務提供使者膳食與馬匹。他同時也澄清馬可波羅一行人一共拿到了七個牌子，而非Wood所稱遊記中對牌子數目的記載有混亂的情況。根據de Rachewiltz（1997,
70-73）的統計，1266年馬可波羅的父親Nicolo與叔叔Maffeo在第一趟旅程中從忽必烈汗手中拿到一面；1290/91年波羅一行三人從忽必烈汗手上拿到兩面；1293年三人從海合都汗手中拿到四面牌子。一共七面。牌子的數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Frances
Wood認為後來馬可波羅騙了Maffeo的錢而導致爭訟，其中牌子成為兩人爭奪的焦點。但是de
Rachewiltz認為Wood誤讀了記載，因為原文並沒有提到任何欺騙的行為，只是純粹的賠償在特拉布宗（Trebizong）經商的損失罷了。
很多學者認為馬可波羅沒有來過中國的證據之一，就是在中文史料中找不到馬可波羅的記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其實有很多色目人來到中國，但也都沒有出現在中文史料中。例如前述的方濟會士孟高維諾， 他的事蹟也不見於中文史料。一般認為馬可波羅在忽必烈汗底下做的工作是屬於幕僚或顧問性質的非正式工作，並不在有品級的中國官僚系統之內，也因此不會出現在中文史料中。不過這些都還有很多討論空間就是了。
至於《馬可波羅遊記》中沒有提到長城的問題，Waldron主張明代以前其實不存在長城。因此這就不成為問題了。這個說法也被Jackson和de Rachewiltz所認同。
很多學者認為馬可波羅沒有來過中國的證據之一，就是在中文史料中找不到馬可波羅的記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其實有很多色目人來到中國，但也都沒有出現在中文史料中。例如前述的方濟會士孟高維諾， 他的事蹟也不見於中文史料。一般認為馬可波羅在忽必烈汗底下做的工作是屬於幕僚或顧問性質的非正式工作，並不在有品級的中國官僚系統之內，也因此不會出現在中文史料中。不過這些都還有很多討論空間就是了。
至於《馬可波羅遊記》中沒有提到長城的問題，Waldron主張明代以前其實不存在長城。因此這就不成為問題了。這個說法也被Jackson和de Rachewiltz所認同。
Jackson（1998,
101）對於《馬可波羅遊記》的性質作出了很中肯的分析：1) 該書是對一部對已知世界的描述，而非馬可波羅本人的回憶錄或旅行日誌。在許多事情上，《馬可波羅遊記》提供了許多詳實的資訊，以至於讓讀者很難相信在缺乏親身經歷者的口述下，Rusticello能夠編造出這些情節。馬可波羅也許未曾遊遍中國，但是他似乎確實在中國與印度之間進行海上探險。對於他們曾遊歷的地方，相關的記述多半是組織鬆散的。馬可波羅、其共同作者Rusticello以及後世的傳抄者等人在對中國的描述以及馬可波羅的地位上，確實有誇大其詞的嫌疑。但是這並不能代表馬可波羅未曾到過中國或是甚至未曾跨越克里米亞。
事實上，讀了de Rachewiltz的長篇書評後，我想Wood的論點確實是還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我自己覺得馬可波羅來過中國的可能性還是比較高的。
徵引書目
de Rachewiltz, Igor. 1997. “Marco Polo Went to China.”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27: 34-92.
Jackson, Peter. 1998. “Marco Polo and His ‘Travel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61
(1): 82-101.
Wood, Frances. 1996.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