Сүлийн хийчэл

最後一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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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五點零七分，走出Jonathan的教室，和他聊了一會兒，道別。這代表我四年半以來的修課生涯終於在今天告一段落。之後頂多旁聽吧。把最後三篇期末報告寫完後，就要緊接著準備資格考了。無論如何，今天算是特別的一天，故為文誌之。

Шинэ хичээл

新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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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一就要開學了。如無意外，這會是我修課的最後一學期。而且全部都是歷史系的課。感覺就像到別人家裡作客一樣，得戰戰兢兢。這學期修了黒宮 広昭（Hiroaki Kuromiya）教授的蘇聯史、Kevin Martin教授的中東史的理論與方法，以及新來的Jonathan Schlesinger教授的帝制晚期中國研究生閱讀課。目前還想去旁聽DeWeese教授的16至18世紀伊斯蘭中亞史、Gardner Bovington教授的新疆現代政治史，與Kara老師的古突厥文三門課。可惜古藏文與Jonathan的課衝堂，不然也想去聽聽啊。視自己的能耐，能聽多久就聽多久吧。

法文課上完後，就開始幫人搬家和幫新生介紹環境。這學期系上來了兩位中國漢族學生，算是我見過的第一次，可能也是系上的第一次吧。書評寫完十月底開會的嘎達梅林論文也還沒翻成中文，另外還要增補內容。加上Atwood老師的論文編輯工作。開學後藏學學生會的事也要緊鑼密鼓，開始運作了。希望能夠存活下來啊！

據稱是嘎達梅林起義軍的口號手稿，但我很懷疑這個文件的真實性就是了

La critique littéraire sur Internet

網路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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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收到H-War的信，問我能不能替他們寫Timothy May教授的新書書評，如果可以的話，他們會把樣書寄來給我。由於這本書我已經在Amazon上注意許久，一直還沒有下手訂購。現在有這個機會，自然是不會放過。不過這也會是我第一次有學術網站邀我寫書評。完成的話應該會是第一篇發表的英文書評吧。值得記錄一下。話說回來，這個暑假要寫的書評還真是一篇接著一篇啊......

Magnetic Field of Book

書的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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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友人邀我評介黃教授的新書，所以正在拜讀中。但是大概是磁場不合，所以進度相當慢，書還有一半沒讀完。我尊敬黃教授的學術成就，當初寫碩論時也曾經引用他對雍正皇帝的研究。但是這本新書的有些觀點實在很難說服我。例如，滿人跟朝鮮時有互動，而朝鮮又受漢文化深刻影響，所以滿人透過朝鮮的中介間接漢化。（這不是應該就是朝鮮化嗎？朝鮮文化不等於漢文化吧？）而滿人翻譯漢文典籍，也是漢化的表現。（看來《戰爭與和平》的中譯也是現代中國人俄化的表現了。）至於回應所謂新清史的研究，由於兩邊對於認同的定義根本就不一樣，所以也還是雞同鴨講，各說各話。然而也不能說本書沒有貢獻，作者強調朝鮮對滿人的影響，算是英文學界裡面首見。作者也確實很有誠意，把漢文化對於滿洲文化的影響層面儘可能都羅列出來。只是新清史從來沒有否認這些影響，而是反問為何這樣的影響沒有讓滿人認同自己為漢人，而漢人對滿清統治的敵意未曾消除？而針對這個問題，目前似乎還看不出作者要怎麼回答的端倪。因此評論這本書就更為棘手了。希望等到我看完本書後能有個滿意的答案。另外以後要是再有書評邀稿，要是沒有先讀過，還是不要輕易答應為好。

དབྱར་གའི་གུང་སང་མེད་།

暑假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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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留下來修研究生基礎法文與閱讀法文課，共六學分。其實法文並不算在畢業學分內。只是因為當年Kara老師的一番話「有時間的話，法、德、俄三種語言都應該學起來」，才硬著頭皮選了課。目前剛上了三堂課，都還是很基礎的內容。而且跟之前修的語言課強調翻譯不一樣，這個老師在基礎課程上強調口語，所以有很多會話內容。上起來倒也挺有趣的。

上學期一樣忙碌，藏語與德文課花去了我許多時間，更別說還有蒙古秘史的討論課和俄國邊疆史了。感覺起來這個學期自閉很多。推掉了很多朋友的聚會邀請，音樂會也少去很多，自然更沒空寫部落格。結果期末報告遲交一天，被指導教授嫌棄了一番，認為我不夠專心用功，讓我感覺很悶。能說什麼呢？一切都是自找的。總之本系的主副修都在這學期修完了，下學期把歷史系副修的十二學分修完，就可以準備考資格考了。

由於期末報告進度落後，結果錯過了很多朋友的送別會，很是可惜。希望他們一帆風順，鵬程萬里。

下學期兩個研討會論文，還有一篇書評。這個夏天看來要一邊修課，一邊還文債了。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馬可波羅去過中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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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豆瓣上的一個讀書會之約所寫的作品，其實還不太完整。不過人也乏了，先睡去。

        馬可波羅（Marco Polo）是否到過中國曾經是學界爭執的焦點問題之一。這個問題在過去由G. Baldelli-Boni與Sir William Marsden等早期編譯《馬可波羅遊記》的學者們於19世紀初期提出。他們主張馬可波羅未曾到過中國，因為在其遊記中並未述及長城、茶葉與纏足等中國事物。而德國中古史家Karl Dietrich Üllmann在1829年更主張馬可波羅未曾越過今日俄國喀山（Kazan）以南的地區。這些質疑都為Sir Henry Yule於1860年所重提（de Rachewiltz 1997, 37）。而Frances Wood（1996）的《馬可波羅曾經去過中國嗎？》一書，則是這些質疑的現代版化身。

        Wood的書一出版，很快就引起了歐洲中古史家與蒙古學家的批評。前者以Peter Jackson（1998）在《倫敦亞非學院學報》刊登的〈馬可波羅及其「遊記」〉為代表，後者以Igor de Rachewiltz（1997）在《中亞研究》的長篇書評〈馬可波羅去過中國〉為代表。

        Jackson（1998, 82-83）將Wood反對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的理由歸納為三點：1) 馬可波羅在其遊記並未交代纏足、飲茶與長城等任何外國人遊歷中國時會感到印象深刻的事物；2) 馬可波羅的名字從未在任何中文文獻中被提起；3) 馬可波羅自言曾參加過圍攻襄陽之役，而這明顯是他個人的自吹自擂。為了反駁Wood的說法，Jackson認為我們必須要先對《馬可波羅遊記》有正確的認識才能做比較公允的評價。因此他的文章主要處理以下幾點問題：1) 《馬可波羅遊記》是什麼？2) 其撰寫目的為何？3) 書中究竟說了什麼？4) 該書在何種程度上反映了馬可波羅的個人經歷？      

        首先，Jackson（1998, 84-85）分析了《馬可波羅遊記》的作者與傳抄者，比較了巴黎版（F）、托斯卡納版（T）、多明我會的托缽修士Francesco Pipino of Bologna的拉丁語譯本（P）、另一個不同於前者的拉丁語譯本（Z），以及Ramusio於16世紀使用的版本（R）等五種版本，說明《馬可波羅遊記》並非出自於馬可波羅本人之手，而是透過其牢友Rusticello的記載而反映出來的馬可波羅遊歷。因此我們不能對其敘述多加著墨。而馬可波羅書中未提及的事物，也不無可能存在於其他已失傳的版本中。

        另外根據其他的歷史文獻記載，Jacopo d’Acqui曾述及馬可波羅於1296年與熱那亞人的海戰中被俘，而在病中的他也曾表示他所說的尚不及他所見的一半。而醫生與哲學家Pietro di Abano（1316年過世）也說自己曾見過馬可波羅。最後有關馬可波羅家族的文獻也保存了下來。這些都是馬可波羅真有其人的證據（Jackson 1998, 85-86）。

        有關《馬可波羅遊記》的撰寫目的，Jackson認為《馬可波羅遊記》是由一個職業傳奇冒險故事作家所作（Jackson 1998, 86）。但是在後世傳抄與流通的過程中，對該書賦予了不同的意義。該書事實上是一個世界各地的百科全書式研究，但並不是嚴格按照時間先後順序而組織的（Jackson 1998, 89）。

         關於《馬可波羅遊記》為個人觀察還是道聽塗說的問題，Jackson認為即便如John Plano of Carpini等人曾經親歷蒙古汗廷，但其書中亦不乏如犬首人身國人等道聽塗說之詞。馬可波羅遊記也不例外，但作者確實試著把個人經驗與道聽塗說進行區分（1998, 90）。

        至於馬可波羅究竟去過哪些地方，Jackson（1998, 91-92）認為他除了去過雲南、汗八里等地外、也確實去過印度。Jackson特地強調了印度行紀的重要性，因為正是在1290年左右，馬可波羅結束了印度之旅回到汗八里後，由於陸路不安全，才決定改由海路護送闊闊真（Cocacin，即Kökechin）公主前往伊利汗國。

        至於歐洲人在元朝的情況，Jackson（1998, 93）在馬可波羅之前，1261年已經有富浪國（即法蘭克人）訪問忽必烈汗的紀錄。但是馬可波羅卻是第一個訪問遠東的義大利人。而在他之後，才有方濟會士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於1307年抵達汗八里，並且成為汗八里的第一任大主教。而在他與威尼斯商人Pietro da Lucalongo的通訊中，也曾經透露後者為其在中國買地建立教堂一事。因此馬可波羅的中國之旅是早於前述兩位歷史文獻所記載的義大利人。

        針對馬可波羅未能提供許多中國生活細節這一點，Jackson（1998, 94-95）認為首先馬可波羅很可能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為忽必烈汗效勞，例如出使印度等，因此不一定長期待在中國一處。此外，他身為色目人的身分也可能使他減少了與漢人有更多接觸的機會。此外馬可波羅聲稱自己通四種語言，但從他將伯顏丞相的名字誤釋為百眼可知，這其中可能不包括漢語。但他很可能通波斯語和突厥語，前者為當時歐亞大陸所通行的語言。在這點上de Rachewiltz（1997, 55）也持相同看法。這點也反映在他對地名與人名的轉寫都以波斯或是突厥語的形態出現上。

        馬可波羅護送闊闊真前往伊利汗國一事一直被視為是證實《馬可波羅遊記》真實性的有力證據之一。闊闊真一事見於波斯文與中文史料，前者為拉施特（Rashid al-Din）的《史集》（Jami’ al-Tawarikh），後者則為《永樂大典》（最早由楊志玖所發現）。然而馬可波羅的名字不見於波斯文與中文史料中這點。構成了Wood（1996, 137-139）不承認此一證據的主因之一。然而de Rachewiltz（1997, 47-53）認為其精確記載了三個使臣的名字以及其中兩人死於途中一事。這點已經足以證明其敘述的真實性。Jackson也同樣將此事視為馬可波羅曾經到過中國的證據之一。至於馬可波羅之名未被記載之因，de Rachewiltz認為這只是說明馬可波羅並不像他聲稱的一般在使節團中有重要地位罷了。而Jackson（1998, 99）則認為這與中國將外國商人視為貢使的傳統相關，但事實上商人在使節團中只是作為蒙古大汗之商業利益的官方代表，並不真正具有重要性。自然也就不會被記載入史冊當中。

        de Rachewiltz（1997, 70-73）認為馬可波羅獲得蒙古大汗的牌子，也是曾經來過中國的重要的證明之一。牌子，簡單來說就是聖旨，有了它，使者可以任意徵用他所需要的資源，各驛站也有義務提供使者膳食與馬匹。他同時也澄清馬可波羅一行人一共拿到了七個牌子，而非Wood所稱遊記中對牌子數目的記載有混亂的情況。根據de Rachewiltz（1997, 70-73）的統計，1266年馬可波羅的父親Nicolo與叔叔Maffeo在第一趟旅程中從忽必烈汗手中拿到一面；1290/91年波羅一行三人從忽必烈汗手上拿到兩面；1293年三人從海合都汗手中拿到四面牌子。一共七面。牌子的數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Frances Wood認為後來馬可波羅騙了Maffeo的錢而導致爭訟，其中牌子成為兩人爭奪的焦點。但是de Rachewiltz認為Wood誤讀了記載，因為原文並沒有提到任何欺騙的行為，只是純粹的賠償在特拉布宗（Trebizong）經商的損失罷了。
        很多學者認為馬可波羅沒有來過中國的證據之一，就是在中文史料中找不到馬可波羅的記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其實有很多色目人來到中國，但也都沒有出現在中文史料中。例如前述的方濟會士孟高維諾， 他的事蹟也不見於中文史料。一般認為馬可波羅在忽必烈汗底下做的工作是屬於幕僚或顧問性質的非正式工作，並不在有品級的中國官僚系統之內，也因此不會出現在中文史料中。不過這些都還有很多討論空間就是了。
        至於《馬可波羅遊記》中沒有提到長城的問題，Waldron主張明代以前其實不存在長城。因此這就不成為問題了。這個說法也被Jackson和de Rachewiltz所認同。 

        Jackson（1998, 101）對於《馬可波羅遊記》的性質作出了很中肯的分析：1) 該書是對一部對已知世界的描述，而非馬可波羅本人的回憶錄或旅行日誌。在許多事情上，《馬可波羅遊記》提供了許多詳實的資訊，以至於讓讀者很難相信在缺乏親身經歷者的口述下，Rusticello能夠編造出這些情節。馬可波羅也許未曾遊遍中國，但是他似乎確實在中國與印度之間進行海上探險。對於他們曾遊歷的地方，相關的記述多半是組織鬆散的。馬可波羅、其共同作者Rusticello以及後世的傳抄者等人在對中國的描述以及馬可波羅的地位上，確實有誇大其詞的嫌疑。但是這並不能代表馬可波羅未曾到過中國或是甚至未曾跨越克里米亞。

         事實上，讀了de Rachewiltz的長篇書評後，我想Wood的論點確實是還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我自己覺得馬可波羅來過中國的可能性還是比較高的。

徵引書目

de Rachewiltz, Igor. 1997. “Marco Polo Went to China.”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27: 34-92.

Jackson, Peter. 1998. “Marco Polo and His ‘Travel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61 (1): 82-101.

Wood, Frances. 1996.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Das Neue Semester

新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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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很快，新的學期已經進入第二週了。這個學期修了中級藏語（二）、研究生基礎德文（二），加上Atwood教授的《蒙古秘史》討論課，以及與Lazzerini教授的「俄國的東方，1552-1924」兩門課。一樣是十二學分。另外旁聽Nance教授開給大學部的佛教導論課，加上還有一篇被邀稿的書評與三月份的ACES會議。又是個忙碌的學期。預計到畢業前，不會有低於十二學分的學期。不過這個學期如果順利的話，系上的主修與輔修課程就可以修完了。只要下學期再修十二學分的外系輔修學分，就可以修完規定的課程學分了。希望這學期能夠平安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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