Нэг туркын судлаач

記一位素昧平生的突厥學家耿世民教授

前言：

前幾天讀到滿族心小站轉載了《博覽群書》關於耿世民教授的訪談（http://site.douban.com/125457/widget/notes/10742746/note/350909479/），想到我自己跟這位老先生雖素昧平生，但也有段小小因緣，所以寫下這篇短文以誌之。



三 年前八月初的一個夏日半夜，我收到了一封電子郵件。和許多研究生一樣，我原本正一邊看書一邊上網。看到有新郵件，就打開來看看是不是導師寫信來交辦下學期的助教工作。不過一看寄件人很陌生，再看了一下內容，是用英文寫的，但是從郵件地址看來是從中國發來的。這封英文信寫得其實不是很流暢，但不妨礙我對內容的理解。

信一開頭寫著：「親愛的蔡同事，我是中央民族大學的教授Geng Shimin。我也是卡拉教授[1]的好友。 我有件事想請你幫忙。」我心想「大概是某位中國學者想來我們學校訪學，請我代為牽線吧？」另外就是「我的老師卡拉教授真的很出名，大家都認識他。」不過轉念一想，這位Geng Shimin教授會是哪位呢？會是那位中國突厥學的大師耿世民教授嗎？我家裡還有一本他的《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呢。只是我和他素昧平生，他應該不會有管 道知道我這個小人物吧？

不過信越往下讀，就越有種「嗯......應該就是那位耿世民教授」的感覺。原來那年七月中旬，第五十四屆國際阿 爾泰學常設會議（PIAC）暨美國蒙古學會剛在我們學校印第安納大學落幕，我也在會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同時認識了一些與會的中國學者。耿世民教授從其他的 中國與會朋友處取得了我的聯絡方式後，很快就寫電郵跟我聯絡了。他想讓我幫他複印俄國東方學家貝勒津（I. N. Berezin）於1867年在俄國喀山（Kazan）出版的《突厥語讀本》（Turetskaya khrestomatiya）書中的一部分。我心想，在中國會問我這種冷門書的Geng Shimin，也應該就只有這位耿世民教授了吧。

本著學界互助精神，我就應承了這件事。但由於那本書是十九世紀末的出版品，我在我們學校的圖書館遍尋不著。透過館際互借也由於是古本不對外流通之故，而未能順利借得。我帶著失望的心情，寫信給耿教授告訴他這個消息。

他後來在回信中提到他跟這本書的關係和他當年在印大訪學的經歷。他提到1991年他在印大訪學時，曾經在印大圖書館見過貝勒津的那本讀本，據說是齊伊思教授 [2]在1960年代自蘇聯購得的。他很後悔當時沒有複印一份留下來。也提到當年他在我們內陸歐亞學系訪學時，與我們系上的卡拉教授為舊識。另外與白桂思 [3]、德維西[4]、與布列格爾[5]等老師們都認識。沒想到一晃眼已經二十多年，令他感嘆人生的短暫。而他所提到的這些老師們也大多已經是七、八十歲 的老教授了。

而耿教授在知道我研究蒙古學以後，也提到他當年與蒙古結緣的淵源。他說他在文革期間曾被派到内蒙去進行所謂的教育革命調查將近一年，跑過許多地方，也學了一點蒙語。另外在新疆哈薩克族地區也經常與卡爾梅克蒙古人接觸。最後還勉勵了我這個後學一番。

雖然耿教授他老人家在學界的地位已經相當崇高，但從少數的書信往來中，感覺他是一位沒有架子的謙和長者。而以他當時八十二歲的高齡還能像年輕人一般常保對這門學問的熱情，這其中除了他對這門學問的熱愛以外，我猜想他老人家的內心深處也許還存著一點承繼絕學的使命感吧。

後記：

原本我打算趁著之後去北京訪學的機會，要去拜訪耿教授一趟。結果沒想到隔年底耿教授就與世長辭，相當遺憾。其實以我與耿教授的關係，既非師生，又非故友，本來是沒有資格寫這樣的文章的。只是粗略瀏覽了紀念耿教授的相關文章，似乎比較少提到他在印大訪學的相關經歷，所以不揣淺陋，寫下自己和耿教授的一段因緣， 聊表自己對這位素昧平生的老大師的一點追思之意。

註釋：

[1] György Kara，匈牙利籍內亞歷史語言學家，現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Central Eurasian Studies，另譯為中央歐亞研究系）蒙古學教授。
[2] Ilse D. Cirtautas，現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近東語言與文化系烏茲別克語教授。
[3] Christopher Beckwith，美籍中亞歷史與語言學家，專研吐蕃帝國史與內亞與東亞的文化語言學
[4] Devin DeWeese，美籍內亞伊斯蘭教史與察合臺文檔案專家。
[5] Yuri Bregel，俄籍伊斯蘭中亞史與歷史地理專家，現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榮退教授。

2014-05-16

Шалгалтын тухай

關於資格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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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口試時，大約早上六點五十分就自動起床了。原先設定的十幾次鬧鐘都沒派上用場。起床後再稍微讀一下東西就出發去考試了。搭車到了IMU，原想找一間咖啡廳，結果不知道是暑假還是時間太早了，都沒開。早知道應該在家裡先煮杯咖啡的。後來只好去學生餐廳買了一杯咖啡和巧克力餅乾，草草墊了一下肚子，就去考試了。

到了系辦，老師們已經都到了。口試開始前，Atwood老師讓我自己選擇發問順序。我挑了個順時鐘方向，這也是在蒙古人和藏傳佛教中象徵吉利的方向。所以順序為Schlesinger、Kara與Atwood教授。

Schlesinger教授首先提問：如果未來你要教一門現代中國史的課程，你會從甚麼時代開始教起？為什麼？雖然這個問題我已經大概知道是必定會出現的重要問題，不過由於緊張，覺得自己講得有點鬼打牆，不夠簡潔。第二個問題問了我新清史作為一個理論架構是否也適用蒙古史上？最後問我蒙古在清朝的地位，這也是我回答得不夠好的題目。

Kara教授首先問了我有關何謂亞細亞生產模式的問題。後來又拿了一張有Zanabazar創制的Soyombo字與水平方體字的經文給我。我當時心想，如果老師要我當場翻譯的話，我應該會當場自殺吧，因為大概回答不出來。不過，後來幸好只問了我相關的語文問題。不過我還是回答得不是很好，不過老師很佛心地自己幫我回答了他自己的問題......

Atwood教授首先問了我有關十八、十九世紀蒙古史學的問題。這部分答的還好，但有些史書我還真不知道，得回頭去看Heissig和Bira的書。後來他又問了我如果要教授蒙古史的話會用什麼方式教的問題。我自作聰明的說要用Di Cosmo對內亞歷史的分期方式去教，結果發現Di Cosmo沒有談到現代。後來才知道老師覺得最保險的方式是用朝代分期......當下眼鏡碎了一地。

考試結束後，在系辦等待結果發表。Atwood老師來叫我的時候，臉上也沒有笑容，我倆走在走廊上也沒有交談，一顆心就懸在那裡。等到Atwood老師說Congratulations的時候，我才鬆了一口氣。

步出Goodbody Hall，其實沒有太多的喜悅，只是覺得要趕快開始準備打包和申請去蒙古和中國作研究的事情。這就像是個生命儀禮一樣，每個博士生都要經過的一關。總算是結束了。不過眼前還有很多事情等著自己去完成。現在成了ABD，接下來就剩那個D了。

貼兩張IMU前盛開的花兒

Ирэх хоёр дахь

下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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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資格考了。先考四個鐘頭的筆試，下下星期一早上再考兩個鐘頭的口試。這個學期由於每週都跟Jonathan見面一次討論副修的晚期帝制中國史閱讀材料，而跟Atwood教授見面總共才三次，感覺反而副修準備得比主修還充分。但是重點是筆試不考副修啊！跟Kara教授見面倒是頻繁一些，主要是一起讀Heissig的《蒙古的家族與教會史學》和《蒙古文學史》。感想是Heissig為什麼喜歡寫那麼長的複雜句呢......希望筆試和口試一切順利，然後就可以進入檔案蒐集的階段了。

放一下這學期參加的《元典章》讀書會照片好了：

 

 導讀人舩田 善之教授與低頭作筆記的昊成

 黃勃和Nathan

Шалгалт

資格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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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學期沒有修任何課程，主要的重點就是準備資格考。共分為兩階段：筆試與口試。主修筆試考蒙古歷史與文化，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蒙古史，第二部分是蒙古社會與文化。分別由Atwood與Kara兩位教授主持。外系副修的歷史學不需要考筆試，但是Jonathan會參加我的口試，所以這個學期跟著他每周一起讀書。這個領域我考的是晚期帝制中國史。當我在擬書單草稿時，才驚覺自己其實已經離中國史好遠了。各領域最新的研究脈動掌握並不是很完全。書單很長，感覺自己根本讀不完。雖說如此，但是還是要勉力為之。所以說，讀書不能偷懶。以前沒念的書，總有一天還是會回過頭來找自己的。

由於要讀的書太多，所以這學期基本上沒什麼社交活動。前兩天參加了蒙古新年晚會。放張大合照以誌之：

Сүлийн хийчэл

最後一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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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五點零七分，走出Jonathan的教室，和他聊了一會兒，道別。這代表我四年半以來的修課生涯終於在今天告一段落。之後頂多旁聽吧。把最後三篇期末報告寫完後，就要緊接著準備資格考了。無論如何，今天算是特別的一天，故為文誌之。

Шинэ хичээл

新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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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一就要開學了。如無意外，這會是我修課的最後一學期。而且全部都是歷史系的課。感覺就像到別人家裡作客一樣，得戰戰兢兢。這學期修了黒宮 広昭（Hiroaki Kuromiya）教授的蘇聯史、Kevin Martin教授的中東史的理論與方法，以及新來的Jonathan Schlesinger教授的帝制晚期中國研究生閱讀課。目前還想去旁聽DeWeese教授的16至18世紀伊斯蘭中亞史、Gardner Bovington教授的新疆現代政治史，與Kara老師的古突厥文三門課。可惜古藏文與Jonathan的課衝堂，不然也想去聽聽啊。視自己的能耐，能聽多久就聽多久吧。

法文課上完後，就開始幫人搬家和幫新生介紹環境。這學期系上來了兩位中國漢族學生，算是我見過的第一次，可能也是系上的第一次吧。書評寫完十月底開會的嘎達梅林論文也還沒翻成中文，另外還要增補內容。加上Atwood老師的論文編輯工作。開學後藏學學生會的事也要緊鑼密鼓，開始運作了。希望能夠存活下來啊！

據稱是嘎達梅林起義軍的口號手稿，但我很懷疑這個文件的真實性就是了

La critique littéraire sur Internet

網路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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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收到H-War的信，問我能不能替他們寫Timothy May教授的新書書評，如果可以的話，他們會把樣書寄來給我。由於這本書我已經在Amazon上注意許久，一直還沒有下手訂購。現在有這個機會，自然是不會放過。不過這也會是我第一次有學術網站邀我寫書評。完成的話應該會是第一篇發表的英文書評吧。值得記錄一下。話說回來，這個暑假要寫的書評還真是一篇接著一篇啊......

Magnetic Field of Book

書的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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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友人邀我評介黃教授的新書，所以正在拜讀中。但是大概是磁場不合，所以進度相當慢，書還有一半沒讀完。我尊敬黃教授的學術成就，當初寫碩論時也曾經引用他對雍正皇帝的研究。但是這本新書的有些觀點實在很難說服我。例如，滿人跟朝鮮時有互動，而朝鮮又受漢文化深刻影響，所以滿人透過朝鮮的中介間接漢化。（這不是應該就是朝鮮化嗎？朝鮮文化不等於漢文化吧？）而滿人翻譯漢文典籍，也是漢化的表現。（看來《戰爭與和平》的中譯也是現代中國人俄化的表現了。）至於回應所謂新清史的研究，由於兩邊對於認同的定義根本就不一樣，所以也還是雞同鴨講，各說各話。然而也不能說本書沒有貢獻，作者強調朝鮮對滿人的影響，算是英文學界裡面首見。作者也確實很有誠意，把漢文化對於滿洲文化的影響層面儘可能都羅列出來。只是新清史從來沒有否認這些影響，而是反問為何這樣的影響沒有讓滿人認同自己為漢人，而漢人對滿清統治的敵意未曾消除？而針對這個問題，目前似乎還看不出作者要怎麼回答的端倪。因此評論這本書就更為棘手了。希望等到我看完本書後能有個滿意的答案。另外以後要是再有書評邀稿，要是沒有先讀過，還是不要輕易答應為好。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馬可波羅去過中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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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豆瓣上的一個讀書會之約所寫的作品，其實還不太完整。不過人也乏了，先睡去。

        馬可波羅（Marco Polo）是否到過中國曾經是學界爭執的焦點問題之一。這個問題在過去由G. Baldelli-Boni與Sir William Marsden等早期編譯《馬可波羅遊記》的學者們於19世紀初期提出。他們主張馬可波羅未曾到過中國，因為在其遊記中並未述及長城、茶葉與纏足等中國事物。而德國中古史家Karl Dietrich Üllmann在1829年更主張馬可波羅未曾越過今日俄國喀山（Kazan）以南的地區。這些質疑都為Sir Henry Yule於1860年所重提（de Rachewiltz 1997, 37）。而Frances Wood（1996）的《馬可波羅曾經去過中國嗎？》一書，則是這些質疑的現代版化身。

        Wood的書一出版，很快就引起了歐洲中古史家與蒙古學家的批評。前者以Peter Jackson（1998）在《倫敦亞非學院學報》刊登的〈馬可波羅及其「遊記」〉為代表，後者以Igor de Rachewiltz（1997）在《中亞研究》的長篇書評〈馬可波羅去過中國〉為代表。

        Jackson（1998, 82-83）將Wood反對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的理由歸納為三點：1) 馬可波羅在其遊記並未交代纏足、飲茶與長城等任何外國人遊歷中國時會感到印象深刻的事物；2) 馬可波羅的名字從未在任何中文文獻中被提起；3) 馬可波羅自言曾參加過圍攻襄陽之役，而這明顯是他個人的自吹自擂。為了反駁Wood的說法，Jackson認為我們必須要先對《馬可波羅遊記》有正確的認識才能做比較公允的評價。因此他的文章主要處理以下幾點問題：1) 《馬可波羅遊記》是什麼？2) 其撰寫目的為何？3) 書中究竟說了什麼？4) 該書在何種程度上反映了馬可波羅的個人經歷？      

        首先，Jackson（1998, 84-85）分析了《馬可波羅遊記》的作者與傳抄者，比較了巴黎版（F）、托斯卡納版（T）、多明我會的托缽修士Francesco Pipino of Bologna的拉丁語譯本（P）、另一個不同於前者的拉丁語譯本（Z），以及Ramusio於16世紀使用的版本（R）等五種版本，說明《馬可波羅遊記》並非出自於馬可波羅本人之手，而是透過其牢友Rusticello的記載而反映出來的馬可波羅遊歷。因此我們不能對其敘述多加著墨。而馬可波羅書中未提及的事物，也不無可能存在於其他已失傳的版本中。

        另外根據其他的歷史文獻記載，Jacopo d’Acqui曾述及馬可波羅於1296年與熱那亞人的海戰中被俘，而在病中的他也曾表示他所說的尚不及他所見的一半。而醫生與哲學家Pietro di Abano（1316年過世）也說自己曾見過馬可波羅。最後有關馬可波羅家族的文獻也保存了下來。這些都是馬可波羅真有其人的證據（Jackson 1998, 85-86）。

        有關《馬可波羅遊記》的撰寫目的，Jackson認為《馬可波羅遊記》是由一個職業傳奇冒險故事作家所作（Jackson 1998, 86）。但是在後世傳抄與流通的過程中，對該書賦予了不同的意義。該書事實上是一個世界各地的百科全書式研究，但並不是嚴格按照時間先後順序而組織的（Jackson 1998, 89）。

         關於《馬可波羅遊記》為個人觀察還是道聽塗說的問題，Jackson認為即便如John Plano of Carpini等人曾經親歷蒙古汗廷，但其書中亦不乏如犬首人身國人等道聽塗說之詞。馬可波羅遊記也不例外，但作者確實試著把個人經驗與道聽塗說進行區分（1998, 90）。

        至於馬可波羅究竟去過哪些地方，Jackson（1998, 91-92）認為他除了去過雲南、汗八里等地外、也確實去過印度。Jackson特地強調了印度行紀的重要性，因為正是在1290年左右，馬可波羅結束了印度之旅回到汗八里後，由於陸路不安全，才決定改由海路護送闊闊真（Cocacin，即Kökechin）公主前往伊利汗國。

        至於歐洲人在元朝的情況，Jackson（1998, 93）在馬可波羅之前，1261年已經有富浪國（即法蘭克人）訪問忽必烈汗的紀錄。但是馬可波羅卻是第一個訪問遠東的義大利人。而在他之後，才有方濟會士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於1307年抵達汗八里，並且成為汗八里的第一任大主教。而在他與威尼斯商人Pietro da Lucalongo的通訊中，也曾經透露後者為其在中國買地建立教堂一事。因此馬可波羅的中國之旅是早於前述兩位歷史文獻所記載的義大利人。

        針對馬可波羅未能提供許多中國生活細節這一點，Jackson（1998, 94-95）認為首先馬可波羅很可能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為忽必烈汗效勞，例如出使印度等，因此不一定長期待在中國一處。此外，他身為色目人的身分也可能使他減少了與漢人有更多接觸的機會。此外馬可波羅聲稱自己通四種語言，但從他將伯顏丞相的名字誤釋為百眼可知，這其中可能不包括漢語。但他很可能通波斯語和突厥語，前者為當時歐亞大陸所通行的語言。在這點上de Rachewiltz（1997, 55）也持相同看法。這點也反映在他對地名與人名的轉寫都以波斯或是突厥語的形態出現上。

        馬可波羅護送闊闊真前往伊利汗國一事一直被視為是證實《馬可波羅遊記》真實性的有力證據之一。闊闊真一事見於波斯文與中文史料，前者為拉施特（Rashid al-Din）的《史集》（Jami’ al-Tawarikh），後者則為《永樂大典》（最早由楊志玖所發現）。然而馬可波羅的名字不見於波斯文與中文史料中這點。構成了Wood（1996, 137-139）不承認此一證據的主因之一。然而de Rachewiltz（1997, 47-53）認為其精確記載了三個使臣的名字以及其中兩人死於途中一事。這點已經足以證明其敘述的真實性。Jackson也同樣將此事視為馬可波羅曾經到過中國的證據之一。至於馬可波羅之名未被記載之因，de Rachewiltz認為這只是說明馬可波羅並不像他聲稱的一般在使節團中有重要地位罷了。而Jackson（1998, 99）則認為這與中國將外國商人視為貢使的傳統相關，但事實上商人在使節團中只是作為蒙古大汗之商業利益的官方代表，並不真正具有重要性。自然也就不會被記載入史冊當中。

        de Rachewiltz（1997, 70-73）認為馬可波羅獲得蒙古大汗的牌子，也是曾經來過中國的重要的證明之一。牌子，簡單來說就是聖旨，有了它，使者可以任意徵用他所需要的資源，各驛站也有義務提供使者膳食與馬匹。他同時也澄清馬可波羅一行人一共拿到了七個牌子，而非Wood所稱遊記中對牌子數目的記載有混亂的情況。根據de Rachewiltz（1997, 70-73）的統計，1266年馬可波羅的父親Nicolo與叔叔Maffeo在第一趟旅程中從忽必烈汗手中拿到一面；1290/91年波羅一行三人從忽必烈汗手上拿到兩面；1293年三人從海合都汗手中拿到四面牌子。一共七面。牌子的數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Frances Wood認為後來馬可波羅騙了Maffeo的錢而導致爭訟，其中牌子成為兩人爭奪的焦點。但是de Rachewiltz認為Wood誤讀了記載，因為原文並沒有提到任何欺騙的行為，只是純粹的賠償在特拉布宗（Trebizong）經商的損失罷了。
        很多學者認為馬可波羅沒有來過中國的證據之一，就是在中文史料中找不到馬可波羅的記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其實有很多色目人來到中國，但也都沒有出現在中文史料中。例如前述的方濟會士孟高維諾， 他的事蹟也不見於中文史料。一般認為馬可波羅在忽必烈汗底下做的工作是屬於幕僚或顧問性質的非正式工作，並不在有品級的中國官僚系統之內，也因此不會出現在中文史料中。不過這些都還有很多討論空間就是了。
        至於《馬可波羅遊記》中沒有提到長城的問題，Waldron主張明代以前其實不存在長城。因此這就不成為問題了。這個說法也被Jackson和de Rachewiltz所認同。 

        Jackson（1998, 101）對於《馬可波羅遊記》的性質作出了很中肯的分析：1) 該書是對一部對已知世界的描述，而非馬可波羅本人的回憶錄或旅行日誌。在許多事情上，《馬可波羅遊記》提供了許多詳實的資訊，以至於讓讀者很難相信在缺乏親身經歷者的口述下，Rusticello能夠編造出這些情節。馬可波羅也許未曾遊遍中國，但是他似乎確實在中國與印度之間進行海上探險。對於他們曾遊歷的地方，相關的記述多半是組織鬆散的。馬可波羅、其共同作者Rusticello以及後世的傳抄者等人在對中國的描述以及馬可波羅的地位上，確實有誇大其詞的嫌疑。但是這並不能代表馬可波羅未曾到過中國或是甚至未曾跨越克里米亞。

         事實上，讀了de Rachewiltz的長篇書評後，我想Wood的論點確實是還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我自己覺得馬可波羅來過中國的可能性還是比較高的。

徵引書目

de Rachewiltz, Igor. 1997. “Marco Polo Went to China.”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27: 34-92.

Jackson, Peter. 1998. “Marco Polo and His ‘Travel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61 (1): 82-101.

Wood, Frances. 1996.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Монгол нийгэмлэгийн 50 жилийн ой ба ПИАК-ийн багa хурал

蒙古學會五十周年年會暨常設國際阿爾泰學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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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應該算是我第一次在國際會議上發表文章。雖然之前也有在系上的研討會上發表過，不過這次的規模遠比過去大很多，而且參加的人多半是國際學界已負盛名的學者。託這個研討會的福，我得以親眼見到許多只有在書上讀過的著名學者，包括Paul Hyer、Tsedendambyn Batbayar、Alicia Campi、和Klaus Sagaster等人。

下面的照片是我發表的小組，主持人是Reuven Amitai教授。我的論文是關於蒙古帝國的族群動亂與暴力。當天的發表順序是我夾在Peter Zieme和György Kara兩位教授中間。這兩位的歲數加起來超過150歲。發表當天壓力很大。幸好過程還算順利。與會貴賓也給了我很多寶貴的意見，獲益良多。

Торгоны замын дээрийн бурхан шашин бас лалын шашин

絲路上的佛教與伊斯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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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演講是由IU的伊斯蘭教研究學程與美國內陸亞洲研究資源中心合辦。做為「伊斯蘭教的形成」年度演講的首度講者，Elverskog教授從那爛陀寺被穆斯林所毀談起，娓娓道出佛教與伊斯蘭教一千餘年來的種種糾葛。他並且著眼於西遼和蒙古帝國在佛教與伊斯蘭教接觸與交流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中有關紙張的傳入以及佛教繪畫對於伊斯蘭教繪製穆罕默德傳道像的影響，相當精彩。會後我也跟他本人交換了有關他的清代蒙古研究的看法。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跟他本人見到面。

Johan Elverskog教授



Johan Elverskog教授在我書上的簽名

Паул Буйл багшийн Юуаны бас Мингийн хятадад арабын эмийн тухай ярия

Paul Buell教授有關元明之際之阿拉伯醫藥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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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өв Евро-Азийн оюутаны холбооны 18-р жилийн баг хурал

中央歐亞學生會第18屆年度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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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去參加了由系上中央歐亞學生會主辦的第18屆年度學術研討會。今年我發表的論文題目是族群政治與清代歸化城土默特蒙古的早期開墾。不過由於修改論文和製作簡報一直弄到發表當天早上十一點半才完成，結果因此錯過了西藏的專題小組，很可惜。不過聽說那個專題小組的討論很成功。

今天的發表還算是順利。而且見到了Paul Buell教授。雖然之前就在網路上跟他有聯繫，但是這還是第一次見到他本人。他也給我的論文提出了很寶貴的建議。後來Nicola Di Cosmo教授和一位南康乃狄克大學的教授對我的論文有興趣，各要了一份複本。

後來去聽了新疆歷史的專題小組，三位發表人表現都不錯。討論熱烈又不帶火氣，是場聽了讓人愉快的小組討論。

今年的主題演講請到了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的Nicola Di Cosmo教授來演講。今年他的演講講題是「早期草原帝國的族源、協同演化與政治形態學：匈奴問題再探」（Ethnogenesis, Coevolution and Political Morphology of the Earliest Steppe Empire: the Xiongnu Question Revisited），也就是回到他早期的研究主題上，算是對他的恩師，也就是前不久才過世的Denis Sinor教授致敬。他回顧近年來了考古學、人類學與基因學對於匈奴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他認為要了解匈奴的文化與社會，必須朝內亞的方向去尋找，他認為匈奴制度受到中國影響的說法很難站得住腳。

會後大家去Crazy Horse酒吧慶功，和許久不見的Eric聊得很愉快，而且認識了在UCL人類學系研究哈薩克的新朋友James。並且也邀了Kenny一同去參加九月中在俄亥俄州大學的CESS年會。這實在是讓人興奮的一個會議。

有圗有真相：

我的左方是Nicola Di Cosmo教授，前方白髮的老先生是Paul Buell教授。

Никола Ди Космо багшийн Манжын тухай ярия

Nicola Di Cosmo教授有關滿洲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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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本系的例行演講請到了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的Nicola Di Cosmo教授來演講。Di Cosmo教授不僅是本系校友，同時在Francis W. Cleaves教授過世後，接替他成為藍老師的論文委員會的主席。我之前也讀過他的研究，他對於清代內亞行政制度的研究，對我啟發很大。所以某種程度上，我對他有種莫名的親切感。

今天他的講題是「做為正義之戰的滿洲征服中國」（The Manchu Conquest of China as “Just War”），討論的是西方如何透過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的報告去理解滿洲征服中國的戰爭是一場正義之戰，並將其與當時西方國家對於正義之戰的論述進行比較。而這涉及到耶穌會士如何理解努爾哈齊的七大恨的問題。

在會後問答中，我後來提了兩個問題：衛匡國是怎麼得到這個資訊的？另外是在袁崇煥給皇太極求和的回信中，已經駁斥了七大恨。既然明朝有自己的說法，為何衛匡國選擇接受了清朝的宣傳，而沒有採納明朝的反宣傳？Di Cosmo教授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限於資料，我們無從得知他的資料來源。針對第二個問題，他則是認為耶穌會士為了傳教，必須選擇與清朝這個勝利者合作。這個回答雖然是不無道理，不過總覺得有一種被四兩撥千金的感覺，呵呵。

會後，跟Di Cosmo教授小聊了一下，還跟他合影。有圗有真相：

Жамяанг Норбу гуайны ярия

嘉央諾布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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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иний баруун газар, таны зүүн нутаг

我的西域，你的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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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西域，你的東土》可說是王力雄研究新疆問題的代表作。其實這本書已經出版了一段時間，只是之前一直沒有機會入手。這次趁著今年暑假回臺灣的機會，在政大巨流書城連同《天葬》一併購入。2002年時去了一趟新疆，當時曾經對疆獨這個課題感到興趣。不過後來考慮到田調的困難以及潛在的風險，所以後來放棄了這個念頭。不過對於維吾爾族的興趣並沒有因此而減退。

王力雄這本書受到許多廣大讀者的推崇。目前的中文相關研究中，這本書的確是不可多得的著作。作者在獄中結識了維族朋友穆合塔爾。使得他有機會接觸到其他的維族朋友。這讓我聯想到Clifford Geertz在爪哇島上研究鬥雞時，在警察取締時與當地人一同逃跑後，他才被當地人所接受的經歷。這種共同受難的經歷，似乎普遍存在於外來者如何進入地方脈絡的過程中。這大概跟自己當兵時和同袍的革命情感類似吧。

另外，他認為民族問題並不是透過民主就可以解決的。特別是在今日的中國與新疆，維漢對立事實上是中共宣傳的自我應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即使未來中國能夠民主化，現況可能不會更好，反而還會惡化。因為上臺的執政黨為了利用民族主義號召群眾支持，恐怕沒有太多空間允許新疆的維吾爾族高度自治甚至獨立。另外在與Gardner Bovington教授的討論中，我和他有同樣的憂慮，即中國的崛起以及其帶給中國政府與漢族高漲的自信心，恐怕不利於對現有路線的檢討與反思。

比較可惜的是，由於王力雄不懂維語，使得他在走訪新疆的過程中，無法了解維族朋友之間的維語對話。因而他對維族的了解，絕大部分是來自於他與少數擅長中文的維族朋友之間的中文對話。這對於他的取材來源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限制。這也再次提醒自己研究語言的重要性。

另外，Gardner Bovington教授的博士論文《維吾爾人：故土上的陌生人》（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即將於今年8月17日出版。目前已在Amazon網站預購，等到入手拜讀之後，也許再另外寫一篇感想吧。

Миний зуны орос хэлний хичээл

我的夏季俄語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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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個馬不停蹄的暑假。

自從六月中回來之後，沒多久就立刻投入了SWSEEL夏季初級俄語課的繁重課業中。如今已經上了五個星期。雖然課程的進度很快，不過由於我還有中文輔導老師的兼職工作，以至瓜分了我不少的學習時間。目前每天平均睡眠時間大概是三到四小時，一閉上眼睛就頭暈。上課也因此常常精神不濟。這實在不太好。

去年的暑假也是修暑期蒙語課，不過也許是課堂上全部是研究生的關係，而且學生人數也少，老師比較可以照顧到所有的學生。可是今年的夏季初級俄語課程，一班有十六個學生，相當多。雖然會話課分成兩個班上，但是一班還是有多達八個人。而且學生多半是大學生，整個課堂的讀書氣氛感覺並沒有去年來得好。對此，我其實是有點失望的。但其實自己的狀況也沒有多好，還是先把自己調整好比較重要。

其實這門課大概不會計入我的畢業學分中。修這門課只是純粹覺得應該把自己的研究語言弄好一些。之前與張廣達院士請益時，他也強調俄文在內陸亞洲研究上的重要性。他的看法和Kara教授一樣，我也很同意這個看法。我不希望自己重蹈過去學日語的覆轍。只學了閱讀用的文法，但是不會開口說話，字彙量也是少得可憐。未來如果行有餘力，再回頭把日語好好加強吧。

最後，這是一篇沒有真相的文章。